如何通过文化传播实现“软”宣传，进而在国际上树立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以往的对外文化传播，一般重视戏曲、杂技或歌舞等大众演出项目，作用范围有限，观众所受影响也囿于浅层，无法对中华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产生全面的体认。如今的对外文化传播，则注重交流平台的高端性，瞄准高端受众和主流文化活动，内容也往深层次发展，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传达中国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创办于1894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也是国际艺术界最主流、最核心的展会之一。我国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可追溯到1980年，但改革开放之初的政府文化部门并不熟悉国际规则，首次送展的是民间剪纸，1982年则以“刺绣”亮相。此后，中国长期绝缘于威尼斯双年展。1999年，应海外策展人之邀，19位中国艺术家参加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此后中国艺术家频繁在这一展览中亮相，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艺术在海外的传播。但这一时期扬名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由于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认可，并未起到维护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直到2003年，中央政府才再次决定以国家身份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却因“非典”等原因未能成行。2005年，由范迪安组织、蔡国强策划的中国国家馆终于落户水城，正式占领这一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此后三届威尼斯双年展，均由中国文化部选派策展人，在中国馆内策划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艺术展。

 在筹备2011年双年展国家馆的过程中，文化部正式引入评审委员会机制，就15个候选方案进行数轮答辩，最终投票选择了北京大学美学教授彭锋的策展方案。这届双年展的总主题是ILLUMInations。“illumination”一词意为光照、启迪，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强调光在艺术中的作用。总策展人将前五个字母大写，将其后的nation变为复数，意在通过这一双关语，探讨国家之间的关系。彭锋从“illumination”联想到中世纪的神学美学，而从中世纪到近现代，“光”在西方艺术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然而，中国传统艺术并不注重用光，光也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隐喻。因此，彭锋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中国文化中，哪个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光”对等?经过一番思索，他找到了“味”这一概念，从羊大为美到五味杂陈，“味”在中国美学和民族生活经验中堪与“光”相媲美。基于这种考虑，彭锋将展览主题确定为“弥漫”(Pervasion)，通过花、茶、酒、药和熏香这五种典型的中国气味(最初拟从味觉入手，后改为嗅觉)，展示中国文化与美学的内涵。

“弥漫”展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欢迎，以及西方主流学界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它所引起的关注，涉及深层次的学理讨论。“弥漫”展并未直接展示带有中国特征的物品或艺术品，而是展现了一种无形的世界观。如果说带有神学或理性味道的“光”，代表了一种超验或科学地看待世界的西方文化立场，那么弥漫在空中的难言之“味”，则代表了中国人感知和超越世界的特有方式。对此，西方学者大多感受强烈，意大利艺术史家和策展人弗兰(Italo Furlan)称这一展览“给西方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华丽的东方气息的视觉和嗅觉的盛宴”，威尼斯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哥尔德尼(Daniele Goldoni)则从中国馆的作品中看到“某些西方美学的另一种终结”。

 紧扣西方语境与当代语境

 的确，在西方，“美”(beauty)首先是个视觉概念，而在中国，“美”却首先与味道相联;在西方美学中，视觉和听觉被认为是高级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则被认为是低级的。“趣味”(taste)作为一个日常概念，与味觉相关，然而一旦进入美学领域，就与“口味”这一被认为是低级的感官分道扬镳。难怪哥尔德尼会认为以气味为中心的中国馆终结了西方主流美学。但他也谨慎地意识到，这只是“某些”西方美学的终结，在整个西方传统中，始终存在着另外一极，只不过这另外一极不占主流、被人忽略而已。

“弥漫”展之所以在西方取得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展示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内容——中国人感受世界的根本方式;另一方面也与它紧扣西方美学热点话题有关。近年来流行的身体美学是这一思潮的体现。实际上，对“视觉中心主义”的反省和批评，早在19世纪末就成为西方艺术史界的一个话题。如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从感知模式的转变出发探讨艺术风格的流变，他提出，在某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以视觉为中心的感知模式(远距离的感知)势必让位于以触觉为中心的感知模式(近距离的感知)。受其启发，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在电影时代，大众感知艺术品的方式由远距离的观看转向了近距离的接触，而这种泛“触觉”的感知方式(也包括嗅觉和味觉)，实际上远比以美术馆中的艺术作品为对象的感知模式历史更为悠久——建筑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始终是以这种方式为主导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本雅明看来，“视觉”让位于“触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视觉”与“触觉”的对立，或者高级感官与低级感官的斗争，从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区分。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着重发展了人的理性一面，由此理性与感性成为一对具有重大意义的二元概念，规定着人文艺术领域的重大争论。相反，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并非根本论题;视觉与触觉的斗争，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也鲜有耳闻。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与“illumination”(光)这一总主题唱对台戏的中国馆刻意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不如说它抓住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在西方人熟悉的知识语境中别出心裁地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阐释。可以说，正因兼得西方语境和当代语境，这届中国馆的策划才可能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讨论纳入西方主流视野。

 这届中国馆所取得的传播效应，远大于数百场杂技和歌舞表演所取得的成就，其原因在于，它所占据的是西方主流话语平台，它所影响的是西方主流文化精英，并切实引发了深层次的高端跨文化对话。“弥漫”展没有着眼于浮表的文化象征物，而是从核心价值观和世界观出发，深挖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同时紧扣西方语境，并能深入浅出地转化和阐释这一学术命题，以“中国味道”、“气味艺术”或“多感官艺术”之类的通俗命题吸引大众媒体的关注，以互动性强的装置艺术感染现场观众，从而在精英界和大众界获得了双赢。

 (陈岸瑛，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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